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的背后
星期三
陌上美国
去年底，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发表了一份报告，指出2018年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连续第三年下降。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，美国上一次如此的大规模减寿现象，还要追朔到一百多年前的1915到1918年，而那个时代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尤酣和1918的世界流感大流行。
由于生产力和医疗水平的提高，多年来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一直在稳步提高。这一方面是好事，另一方面还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，比如人口老龄化，社会养老金储备不足，家庭养老压力飙升。根据CDC报告，这三年的反常，起因并不是老人去世早了，而是大量壮年人群由于嗑药（点击查看前文）、抑郁、自杀等原因早死，拉低了全体社会平均值。
仔细研究数据，发现男人是这个反常现象的罪魁祸首。比如在2016美国男人预期寿命为76.2岁， 在2018下降为76.1岁，美国妇女这几年却都能维持在81.1岁这个水平（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亚裔的预期寿命总体上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值，男人达到了84岁，女人是88岁）。
那么美国男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从一个多年前的报道中可能能得到一些启示。
1995年夏天的芝加哥经历了一次为期五天的热浪，造成七百多人的死亡，大多数是一些宅在不通风且缺乏空调的公寓里的老人。在这个统计数字里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死亡人数里男女比例居然为4：1。
难道老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宅在家里？最近有一个社会学问卷解释了这个问题：
如果问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问题：谁是你最好的朋友？60%老爷子的答案是“我太太”， 而只有30%的老太太的答案是“我先生”。
男人更容易有孤独感，一项社会学研究发现，男人在25岁之后就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了，而妇女在拓展私人圈子方面要强很多。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，是男人们建立长期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。在40年前，美国家庭主要收入者在一个工作单位的平均时间是26年，今天，换工作的平均间隔是4.2年。
一个有趣的植物学现象，叫做“换盆问题”，如果把一颗植物从一个花盆连根拔起，转到另一个花盆，植物的根在新的环境里依然能旺盛生长。但是，如果再多移植个两三次或四五次，植物好像也有思维，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们根系干脆就渐渐停止生长了。
如果把换工作搬家比喻成给花草换盆的话，那么在现代社会的人们，为生机忙忙碌碌迁徙挪移，仿佛浮萍般随波逐流，很难有归属感。
频繁跳槽或被跳槽，搬家或被搬家，虽然给人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但至少说明其人尚有余勇可贾，还有社会需求，还有地方可去。而在如今技术革命大潮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，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这让我想到最近风头正劲的华裔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（点击查看前文）的警世危言：人工智能的发展，让很多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朝不保夕，比如卡车司机、电话客服、商场收款员、银行前台，等等。从事这些职业的人，正是当年过舒服日子的主流民族和中产阶级的主力，比如低学历白人中年男性这个群体，就是重灾区。
杨安泽好像也意识到了中年男性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特别尴尬的处境。他为此还写了一本书，《向普通人民宣战》（THE WAR ON NORMAL PEOPLE）。他在一次谈访中这样说：
“从统计学趋势来看，如果男人（失业后）长期无所事事，就会寻衅滋事。那就意味着电子游戏、酗酒、嗑药、赌博的蔓延，甚至是更加自我毁灭的行为”。
听众席里的男同胞们听了，频频点头。连杨身边的一位女嘉宾，听了以后心有戚戚焉，忍不住夺过话头说：“如果是我们女人，（不工作）也不会无所事事，她们会做家务，收拾房间，照顾孩子......”。
在这个时代，孤独是一种病。也许在各种公共健康调查表中，它还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流行病。比如，专家会告诉你，肥胖才是威胁美国公众健康的头号杀手。不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人到中年，一事无成，失业在家，朋友失联，每日困坐沙发，薯片可乐度日，福克斯新闻准时收看，孤独感，游离感，对抢工作的移民的愤怒感，和腰围在同步增加......
和肥胖类似，很多公共健康问题的背后，都藏着孤独和抑郁这个阴影。
人的幸福感，咋一看，好像是一个难以量化极其复杂的概念。而有社会学研究表明，在测量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成千上万的统计变量中，光一个参数就能八九不离十地预测一个人的幸福感，既不是收入，也不是官职，而是这个人是否知道他邻居的邻居姓甚名谁。
人是群居动物，但是人们多年来休戚与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网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却面临着崩塌的危险。1990年的社会调查发现平均每个美国人有3.2个铁哥们或闺蜜，今天，这个数字下降到1.8，相当比例的人没有或只有一个知心朋友。
与此同时，信息科技在发展，地球越来越小，美国人平均每4.2分钟就查看一次手机，追踪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更新。但是，脸书上的朋友从200人增加到500人，或者微信上又多加了十个五百人大群，丝毫无助于个人幸福感的增加，远远不如现实生活中多一个知交来的实惠。同时，沉迷于社交媒体的虚幻，投入于有线电视网上左右之争的口水战，自然大大降低了你结识自己邻居的邻居的几率。
美国面临这样的社会问题，并不是史上头一遭，我们可以从美国宪法的修改谈起。
也许有不少读者了解，在美国最难的事，莫过于修改宪法。比如，宪法修正案的提出，需要参众两院同时有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，所以，最近的一次宪法修正案也是快三十年前了。不过，难归难，1919年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得到通过，更奇的是，仅仅过了15年，美国人民又神速通过了第二十一修正案，把原来的提案给否决了。
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案，让美国人民如此齐心协力团结一致？这就是宪法第十八修正案，禁酒令。
在19-20世纪交替的时代，美国社会面临着和当代类似的转型中的阵痛。其时，大批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闯天下，他们背井离乡，斩断过去的大部分社会联系，都市生活的冷漠，居无定所和高失业率，让人们陷入孤独和困顿，就用酒精来麻醉自己。
一百年前的酗酒现象，就是今天肆虐美国的阿片类止疼药的滥用上瘾问题。
当年酗酒现象是如此严重，社会上高达85%的人民支持禁酒。但是，单纯靠宪法修正案禁酒并没有让问题改观，反而引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副作用，于是仅仅十五年后这条宪法修正案就被高票推翻。
真正让美国走出阵痛的，是经济大萧条之后带来的社会结构重新洗牌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民的浴火重生。
也就是说，在历史上，美国其实并没有用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让人民度过精神危机的经验，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。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，是把一切推倒重新来过，未免太惨烈了。
在目前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中，杨安卓有一个最为与众不同的政治纲领，被称为人均基本收入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UBI）。简而言之就是不论贫富，不论是否失业，政府给每个成年美国公民每年发一万两千美元基本收入（点击查看前文）。咋一听，这个概念好像过于离经叛道，有开空头支票贿赂选民的嫌疑。
而仔细一琢磨，这个方案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应急手段，来应付大规模失业造成的人心孤寂彷徨。把钱实实在在发到人民手中，不单单增加了社会购买力，还仿佛给转型中的人们吃一枚定心丸，让苦闷的心情缓解，让他们有余力和缓冲去追求最佳的个人价值和社会定位。
在讲演中，杨安卓向选民坦诚心扉，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他夫人每天在家全职照顾孩子，心力的付出比他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要大得多。那么，按照目前以钱为本的经济计量模式，杨太太创造的GDP价值几何呢？零。
这是不合理的。
过去100年里社会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，固然极大地刺激了物质财富的积累，但也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枷锁。美国社会目前蔓延的孤独情绪和药物滥用，以及连续三年的人均寿命下降，就是最显著的症状。所以，杨安卓的一个竞选主题就是“以人为本”（HUMANITY FIRST），任何政府经济政策的表现，除了用传统GDP模式测量，都必须与人的尊严和价值定位紧密关联。
美国在未来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。某些政治人物快糙猛型的执政风格，固然能占据新闻头条，给部分社会群族带来短暂过瘾解恨的快感，但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。杨安卓基于缜密分析的竞选纲领，虽然未必就是给危机开出的最佳药方，但却是促使全社会面对现实，痛定思痛的关键一步。
作者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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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惦念，斯里兰卡》